我叫亨利。
决定我成长的是父亲的期望，而不是我自己的任何意愿；我花了二十五年才接受这个事实。
十五岁时，我被引向一所技术学校；表面上是因为一门手艺能带来保障，实际上是因为没人想过要问。
我顺从了，因为我不够叛逆；之后在一家后来关闭的工厂里待了二十年，而我妹妹被允许自己选择，后来成了医生。
我在周日午餐提起这件事时，母亲指责我不懂感恩，这指责里有一丝道理：他们的牺牲是真实的，而感恩是被预设的，不是被要求的。
我拒绝接受的，是由此推出的结论：既然牺牲是真实的，怨恨就不正当。
大家庭仍然每周聚会，也维持得住，尽管这种凝聚主要是两位姑姑的功劳，她们的情感劳动，我这一代从没有人想过要承认，更别说分担。
在我看来，一个家庭可以同时是善意的和充满摩擦的；一生中每年都对人怀着亏欠，并不等于爱他们，尽管我承认这两者常常被混淆。